從那時開始，南韓就出現「拒買拒賣日貨」的現象。

Photo Credit: 印卡昂提供 而這個發展更透過了陳飛豪的雙頻道錄像裝置〈明治大風災、葛樂禮與賀伯〉被強化出來。一條離地121公分的紅線不僅僅是災難的紀錄，也是災難如何被解決的科技路線，創傷源自兩次創痛，第二次是關於技術的回看。

它的現代性在於事後的再造與補救，我們看到現代性的時空技術，例如建築物、防洪或是在《高雄之光》的港口功能，多重技術不斷被添加在現代景觀。陳飛豪的《明治大風災、葛樂禮與賀伯》與丁建中《水魂之霧》恰好形成了極端的對比，前者是現代化如何透過國家理性展開構成都市規劃的視覺之眼，後者，相反地是與現代治理相對的習俗，呈現了完全不同的災難感官呈現跟事後記憶的技術問題。拉普朗什說：「一個創傷源自兩次創痛。在這裡，我將視城市是一個龐大的超語言系統。Photo Credit: 印卡昂提供 明治台北大颱風路徑圖 而《玻璃總是要碎的》的展覽之中，我們看到的超語言系統是台北城、是高雄港，是口湖成龍村。

Photo Credit: 印卡昂提供 策展人賴俊傑曾引用紀傑克的「幻見」理論──幻見，是有瑕疵且互相衝突的，它一方面指責現實的不足，而權充為真實（the real），但它一方面又告訴你，凝視真實是不可能的。張致中以高雄港為例，以1977年7月時任高雄港港務局李連墀在颱風過後的修建與港埠增能的事蹟，可見風災與建設的緊密關係。雖然大眾漸漸了解手天使，但仍只有少數人會用健康的心態看待障礙者的困難。

倡議更重於服務已完成三次性服務的義工阿南表示：「我們把手天使定位在『倡議團體』，而非服務團體。其實，這些年手天使不斷和政府部門溝通，也在去年五月上街遊行，然而障礙者的性權依舊毫無進展。Vincent說：「重障的朋友連手都很難抬起來時，要如何自慰？」於是在2013年，Vincent與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鄭智偉成立「手天使」，承諾會為重度殘疾者、視障者提供3次的免費手交服務，以實踐障礙者的性權。對障礙者而言，他們往往處於社會上的經濟弱勢，日常生活的開銷已不小，更談何向家人開口要「性消費」？一名肌肉萎縮症的患者坦言曾叫過小姐服務，對那次的經驗甚感滿意。

直至那次的經驗後，他體會到： 「性」未必只在兩腿之間，也是對溫柔撫觸、親密關係的渴求。手天使也曾服務一名脊髓損傷者小丸子（化名），出意外後下半身無感，一直讓他很自卑。

」Vincent戲謔地說：「他們都把我們當神父、尼姑」，這看似匪夷所思，卻真實地發生在身障者身上。他強調，人到了發育成熟的年齡，就會有性的需求，不用別人講，是很自然的反應。一名身障者向父母坦承想打手槍，父母說：「你去唸經，唸完經就沒事了。」依手天使的規定，障礙者一生只能申請三次性服務，其最終目的，並非是長久解決障礙者的性需求，而是希望政府重視並承接此事。

」唸完後的他表示仍有性慾，得到的回覆卻是：「你唸得還不夠多，心經唸完再唸聖經。如同感冒會痊癒，身礙者歷經發病後，如今只存在後遺症，肢體不能移動不代表身體沒有慾望。然而，身障者的父母卻常告訴孩子：「你沒有慾望，不要想那麼多啦。手天使服務的障礙者為 ND（化名），在接受第一次服務後，28 年來從未踏出家門的他，開始接觸人群、加入當地殘障者社團的活動，生活逐漸有起色。

小齊認為：「性專區只能解決一部分人的性慾，而障礙者是被排除在外的。」無視，比歧視還可怕然而，針對政府是否開始重視身障者的性權，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周月清表示：「政府完全沒有想改革。

問及「為何不消費第二次？」他表示，「我拿了五千塊去消費，卻沒有帶等值的東西回來，要如何向家人解釋？」那次結束後，他特意買些衣服矇騙家人，試圖合理化五千塊的消失。照顧者經常試圖轉移身礙者的注意力，以為他們就不會有慾望，然而照顧者忽略性慾的產生往往來自於大腦，只要大腦仍在運作，慾望就會存在。

在九十分鐘的服務中，障礙者能感受到——「原來有人願意跟我有親密的接觸」，發現生命有不同的可能性。患有小兒麻痺症的Vincent指出，一般人在追求伴侶時，會以外在作為擇偶條件，「像我們這種肢體障礙、身體殘缺的人，和別人當朋友都很難，更何況是發展伴侶關係？」此外，身障者在親密關係中，常面臨社會與家屬的勸阻——「你不要去耽誤別人啦。這群人從幽暗的國度走出，這次選擇不再沉默，向社會疾呼被壓抑、被汙名的渴望。」對於身障者而言，僅僅是交往、談戀愛，就需面臨比常人更多的挑戰。此事改變了他對於性的看法，重新燃起信心，進而重返學校念書。」這背後的原因在於：性在東方的社會仍是個禁忌，照顧者也不曉得如何應對解決孩子的需求，因此常用逃避的心態看待此事。

「如果只是告訴大眾，我們也是人，也有性需求，大家聽一聽就算了，媒體也沒有興趣，永遠只是這樣。手天使成立已六年，為了避免有「性交易」的嫌疑，因此在服務的過程不收障礙者一毛錢。

」，此舉立即吸引大眾的目光。輪椅駛過路面發出喀吱喀吱的聲響，不平坦的道路如同他們一路走來的艱辛。

在滿足障礙者食衣住行的同時，也不應當忽略掉他們的性權，「性權也是生命權，不應該被切割來看，因為性是生活品質很重要的指標」，周月清強調。手天使坦言，在成立之初遇到不少的歧視與調侃，有媒體以「正妹幫你打手槍」來報導，也常被大眾問「有沒有口天使或鮑天使？」。

」針對大眾抱持著「政府要養他們外，還要顧到性需求，障礙者會不會太貪心」的想法，她認為社會對於障礙者是否有貢獻的詮釋，往往建立在資本主義上，此心態並不正確基於這樣的理解，CBDRRC這個原則反映出一個關於「平等」問題的思考，某程度上它和分配正義的概念非常貼近，也就是在各國目標相同的前提下去尋求抗暖責任分配上的公平性（fairness）。有些則是透過擬定溫室氣體的減排措施來展現自己國家對抗暖化的企圖。它們通常在經濟活動中排放相對較多的溫室氣體，並由此獲得龐大的利益。

詳言之，因為前十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在溫室氣體的排量上就佔了全球淨排總量的60％以上，同時這些排放大國在面對氣候變遷時的脆弱度往往比發展中國家來得低。如果這種情況沒有被適度地加以考慮，就可能會加深原本南北國家在暖化治理上的「不平等」。

此一制度上的修正拓展了國際間碳市場的交易範圍與合作空間，讓先前KP架構下無法形成的合作關係有機會獲得發展。有些國家的NDCs內容是較為簡明之立場性聲明。

相較之下，較為貧窮的國家在排放量上明顯少了許多（至少人均排量低於已開發的工業先進國家），可是它們因應氣候變遷時明顯脆弱度很高，並且經常受到極端氣候帶來的各種衝擊。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暖化治理制度中的「平等」問題 「平等」這個概念在全球暖化治理的相關規範中一直居於非常核心的位置，自UNFCCC生效以來，暖化治理的制度就不斷揭示締約方應在「平等」的前提下，為保護及維護地球的大氣系統盡一份心力，並且依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個別能力（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and respective capabilities, CBDRRC）這個原則。

（註3）然而，CBDRRC原則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麼？它與「平等」的關聯又是什麼？ 理論上，CBDRRC原則旨在彰顯國際社會應共同承擔起保護及維護地球大氣系統的責任，但踐行這個責任之具體方式，特別是去限制導致暖化的因和緩解暖化的果，應該要基於一些重要且必要的考量，像是歷史上一個國家對於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貢獻，還有因應氣候變遷能力上的差異等等。2015年當《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PA）在《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第21屆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21）上獲得通過並取代KP之後，全球暖化的治理便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例如學者Dimitrov在其研究中指出，PA這個新的暖化治理制度是一個「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模式的展現，將具體的政策內容留給個別主權國家自行決定，但在國際法上創設出UNFCCC的各締約方必須提交、發展、執行自設的減排措施，且不斷強化（原則上每五年）具體的抗暖行動。有些則把NDCs視為一種宣傳工具去向國際社會表彰自己的特殊情況或對於「平等」的理解。

在2015年以前，《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KP）曾一度在此目標下扮演關鍵角色，作為國際社會抑制全球暖化的重要制度，可惜最終成效不彰。文：譚偉恩（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緩解氣候變遷對地球生態和人類文明造成的各種衝擊，同時設法朝向一個更為公平的暖化治理，是國際合作長期以來的努力目標。

換句話說，透過市場機製作為各國消減溫室氣體排量的一種途徑，對那些較富有的國家比較有利。與KP相比，PA所以享有更大的包容性是因為它讓所有UNFCCC的締約方透過繳交NDCs的書面檔來達到「參與合作」之效果。

不過，這樣的規範上調整也可能導致原本不甚平等的情況進一步惡化，因為PA為全球碳市場創造出的彈性空間有可能讓現行經濟結構中的既得利益者，進一步獲得更多好處。文獻上將PA描述成一個對所有締約方設下相同義務的國際氣候協定。